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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3 16:19:26

                                                              然而,“二战”之后在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新政联盟生出裂隙,逐渐瓦解。经过几十年的重组,今天的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联盟”(a social group coalition),喜欢出台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如少数族裔、LGBT、女性)的优惠政策,以修正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共和党则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an ideological movement),喜欢诉诸自由放任、反对大政府等统一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其选民基础更同质化——白人、男性、基督徒、中老年人的比例要高很多。但无论如何,短期内,两党都很难建立起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任何一党都无法长期主导政治议程,美国政治的极化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认为,至少自“二战”以来,战争比喻便开始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但在伦弗洛看来,战争思维并不是理解社会议题的恰当路径,对战争比喻的过度依赖,造成美国人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并阻碍了美国人正确理解并解决社会议题的能力。

                                                              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极化的两党,导致美国很难组织起全国一盘棋的抗疫行动。正因为如此,政治学家西奥多·洛维认为,最适合美国政治结构的政党制度,不是两党制,而是某种“修正版本的一党制”——一个党强,一个党弱,但弱势党仍然有希望重新成为多数党。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选民难以在国内议题上达成共识,于是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就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两党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技术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美国内部政治的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是美国对内和对外政治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接受采访时,往往希望隐去名字,以“相关干部”或“相关工作人员”自称;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姓名被顶替。或主动、或被动“匿名”,折射出当前基层治理的两个困局。

                                                              香港《大公报》11日刊文称,“壹传媒”近年不断录得亏损,仅2019财年就巨亏4.15亿港元。一间业绩如此差,又加上主要股东惹上官非,为什么股价却反向而行?股市上通常把那些股价走势奇特、怪异的股票称为“妖股”。明明这家上市公司亏损,却连连拉出涨停;明明这家公司的股票达不到这么高的价位,却涨得很高。如今“壹传媒”的股价表现,令人闻到了“妖股”的气息。至于“壹传媒”背后有没有外部政治资金的介入,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但对于普通股民来说,“妖股”就是“妖股”,碰不得!“千万别让人知道是我说的。”“别写进去啊,咱可是兄弟,我才跟你说这些的。”“领导可能嘴上不说,但会给我小鞋穿。”

                                                              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自从杜鲁门把美国带入朝鲜的“警察行动”以后,总统已经得到了未经国会同意而将这个国家再次带入战争的权力。同时,白宫总是将战争隐喻扩展到其他事务上——反贫穷战争、反犯罪战争、反毒品战争和反恐战争等。这些隐喻让总统延续了作为军事统帅的神秘性,得以在紧急状态时主张单边行动的权力。经过一连串缺乏反思的战争隐喻,总统已经从国会那里赢得了概括性的法律权力,宣布紧急状态并采取单边行动应对各种危机。总统们积极运用这些权力,反复签发总统令,以探索总统法定权力的模糊边界。长年的实践积累了大量先例,为总统紧急权力的常规化提供了基础。

                                                              此外,也有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一切按部就班就意味着“等、靠、要”,在一些光鲜政绩的背后,不排除是踩着政策红线干上去的。基层干部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甚至亲自参与了其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一旦正面典型经不住时间考验,事后被曝出问题,参与干部就难辞其咎。不应对“匿名化”现象熟视无睹

                                                              事实上,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新冠疫情和种族冲突只不过加剧了已有的趋势。在其主编的《分裂的民主:政治极化的全球挑战》( Democracies Divided: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一书中,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的源头,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内战。到奥巴马时代,两党的极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特朗普时代两党党争的很多端倪,在奥巴马时代已经显现出来了。例如,奥巴马上台之初,共和党人就明确说要让奥巴马只干一届。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控制国会以后,奥巴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诉诸行政命令,绕开国会,于是共和党又指责他“帝王式总统行为”(“imperial” presidential behavior)。